《中国智库》消息（记者 张倪） “金融与实体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失衡，金融领域的问题固然存在，但重要的原因在于实体经济。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，是实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。”2月18日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、办公厅主任余斌在“国研智库论坛·新年论坛2017”发表演讲时表示，逐利是资本的本性，当实体经济盈利能力、盈利水平下降，风险不断暴露时，资金资本的脱实向虚不可避免，必然会带来二者的失衡。

余斌分析，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，我国的需求与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大体是平衡的，具体表现为需求侧的快速扩张和供给数量的大幅度增长，共同推动经济的高速化。但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，需求侧快速变化，而供给却难以适应，从而导致如今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。

需求侧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余斌表示，变化主要表现为投资和出口两方面。

先看投资。在投资中占比最高的是制造业投资。我国加入WTO后的十年，即2002年至2012年间，中国制造业投资年平均增长30%。2012年后，制造业投资增长快速下降，呈现大幅度滑坡的趋势，2015年增幅只有8.1%，2016年增幅只有4.2%。

投资中占比第二大的是房地产。房地产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过去达到1/4，现在有1/5。2000年至2013年的14年间，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平均增长24%，2015年增幅只有1%，2016增幅为6.9%。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，下降幅度是惊人的。

在投资当中占比颇高的还有基础设施。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过去是1/5，现已上升到1/4左右。“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在过去的30多年间，我们已基本将那些具有良好经济效益的项目都实施过了。如今剩下的基础设施投资，主要是以社会效益为主，比如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与改造，农村的道路、上下水、垃圾处理、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等。”余斌指出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如果有良好投资回报，可以民营资本、社会资本的投资为主，当其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时，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。而当经济增速大幅度滑坡，中央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下降后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下降不可避免。“正是由于制造业投资、房地产投资、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持续下降，导致整体投资的增长从过去的20%以上，下降到2016年只有8.1%。”

再看出口。加入WTO后的十年，中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%，对于增加就业机会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、促进经济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近两年，以人民币计算，中国出口增长2015年负增长7%，2016年负增长2%，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。

在演讲中，余斌还强调了当前实体经济所面临困难的特殊性。这种特殊性大体表现为两个方面：

第一，如今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失衡源于我们所面临的增长阶段转化。过去30多年间，我国经济始终保持10%左右的高速增长，长期以来，企业适应了高速增长的、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宏观经济环境。但是今天，中国经济面临的调整是增长阶段转换，需求侧变化之快、幅度之大，都史无前例。余斌认为，就目前情况看，本轮经济调整仍未完成，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下行的压力。“当需求侧、当企业需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后，要求微观主体能够适应新形势、新环境，这个要求实则过高。在大多数追赶型国家，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、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时，都发生过系统性的危机，原因就在此。一个阶段结束，另一个新阶段来临，整个宏观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后，很难让企业家们能够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。”

第二，尽管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，但直到今天，我国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、市场经济制度不成熟、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、大量的垄断和低效率等问题。实际上，微观主体之所以没有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及时地做出反应和调整，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现有体制机制的阻碍，从而导致如今面临如此严重的结构性失衡。

在此情况下，余斌认为，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个着力点应是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，将经济调整的幅度压缩在市场可接受的范围内，从而为实体经济的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。第二个着力点是努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，来促进实体经济的调整，从而让供给与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能够走上再平衡的道路。“这也正是如今国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所在。”

今后，应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，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呢？

余斌说，一方面需要金融领域的改革。要回到金融领域改革的最基本内容，即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。该《决定》提出，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，以解决大量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。通过提供便利的金融条件，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。

另一方面，必须加大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力度，让实体经济能够重新恢复活力。

在农业领域，过去我们追求农产品数量的增长来满足市场需求。而现在人们不仅满足于农产品的数量，对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。这就需要通过农业的改革，让农业能够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。“从改革角度讲，我们必须改革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。通过加快土地流转，让农业尽快地走上规模化经营的道路。只有走上规模化经营的道路，才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，减少劳动力投入。如此，农业才有可能恢复其竞争能力，也才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。”

在工业领域，应改革行政管理制度，减少政府干预，比如，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盲目干预、大量国有经济的存在、地方保护主义等。“该死的企业死不了，僵尸企业不能退出，从而在行业里很难兼并重组、优胜劣汰。”余斌指出，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，经济效率的提高更多来自行业内部。需要通过兼并重组、优胜劣汰，不断地淘汰行业内的低效率企业，从而把生产和市场转向高效率企业，只有如此，才有可能提高行业集中度、提高行业竞争能力、提高行业的盈利水平。

在服务业领域，余斌强调，应打破垄断，放松政府管制。“服务业的很多领域，要么是国有企业垄断经营，要么是政府高度管制的地方，今后需要打破这种垄断，放松政府管制，降低准入门槛，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只有如此，才有可能提高服务业的效率，让服务业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