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看出口。加入WTO后的十年，中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%，对于增加就业机会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、促进经济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近两年，以人民币计算，中国出口增长2015年负增长7%，2016年负增长2%，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。

在演讲中，余斌还强调了当前实体经济所面临困难的特殊性。这种特殊性大体表现为两个方面：

第一，如今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失衡源于我们所面临的增长阶段转化。过去30多年间，我国经济始终保持10%左右的高速增长，长期以来，企业适应了高速增长的、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宏观经济环境。但是今天，中国经济面临的调整是增长阶段转换，需求侧变化之快、幅度之大，都史无前例。余斌认为，就目前情况看，本轮经济调整仍未完成，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下行的压力。“当需求侧、当企业需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后，要求微观主体能够适应新形势、新环境，这个要求实则过高。在大多数追赶型国家，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、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时，都发生过系统性的危机，原因就在此。一个阶段结束，另一个新阶段来临，整个宏观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后，很难让企业家们能够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。”

第二，尽管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，但直到今天，我国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、市场经济制度不成熟、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、大量的垄断和低效率等问题。实际上，微观主体之所以没有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及时地做出反应和调整，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现有体制机制的阻碍，从而导致如今面临如此严重的结构性失衡。

在此情况下，余斌认为，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个着力点应是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，将经济调整的幅度压缩在市场可接受的范围内，从而为实体经济的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。第二个着力点是努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，来促进实体经济的调整，从而让供给与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能够走上再平衡的道路。“这也正是如今国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所在。”

今后，应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，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呢？

余斌说，一方面需要金融领域的改革。要回到金融领域改革的最基本内容，即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。该《决定》提出，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，以解决大量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。通过提供便利的金融条件，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。

另一方面，必须加大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力度，让实体经济能够重新恢复活力。